袁宝华:企业自主权是怎样突破坚冰的

发布时间:2019-10-30   转载请注明:http://www.icicici.com/ribenjingqu/2019/1030/1311.html 
字号:

  在当时提出这些看法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在提出发展商品经济问题时,连我们的思想上也还有两个界限:一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一是货币不能成为资本。汇报后我们向国务院提交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在这份考察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一是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二是要重视开发国内市场;三是计划经济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四是要鼓励竞争;五是要以改革推动管理;六是要加强立法和经济调节手段。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建议高度重视,立即将报告印发下去。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伟大实践。在整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企业改革是先行的,其他的改革是后来跟上的,所以形成了孤军奋战,处处艰难。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在先念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有了他的支持,才使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和实践。

  袁老是建国后我国经济与企业领域的老领导,他见证了我国从危难到复兴的全过程,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倾听依然矍铄富有激情的袁老对这段曲折之路的犹新记忆,我们作为新生代,不仅应该永远记住并感恩老一代为我们今天打下的坚实基础,同时,他们所展现的实事求是、直面挑战、着眼大局、执着追求的事业精神,更是我们企业家在当今以及未来面对众多困难时自我激励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30年前,我们更艰难……但中国闯过来了!面对今天的压力,我们同样能闯过去!

  1978年10月至12月初,我率团去日本访问。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日本企业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快?我们的企业为什么这样落后?都深感必须进行改革,要给企业更多自主权。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和吴家骏都认为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贯彻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离不开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我们的政策和管理,要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有利于创造中国企业的名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为了起草扩权条例,经委研究室的同志到各地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先是在北京召开一些部门和企业座谈,听取意见;然后到东北地区调查研究,深入到鞍钢、大庆等大型企业,听取意见和建议;最后又到上海、苏州等地听取地方中小型企业的要求和建议。经过调研起草了扩权十条建议。经委党组认真讨论后,把扩权十条建议提交到中央工作会议。

  1993年,我们杂志社以连环画方式编了一套六本《世界著名企业家经营谋略》丛书,在人民大会堂为此书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和座谈会。77岁高龄的袁老到会讲话,他审阅了全书并高度评价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是企业家的精神快餐”。后来这套大家喜闻乐见的图画书被评为管理学界第一项得到出版界最高奖“五个一工程”的著作。首印八万套被抢购一空。《中外管理》也选摘连载。

  而袁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这四句名言,其内涵之深刻、价值之宽广、境界之高远,更令学人无不叹服。

  刚过去的200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因为工作的关系,回顾这30年的历史巨变,我有很多想谈的话,特别是回顾企业改革走过的这段极不平凡的路,在、和彭真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制定《企业法》,是我永远难忘的经历。这是企业改革起步阶段最艰难的事情,需要冲破重重阻力,打破层层枷锁。这些进步与成就为整个30年企业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迄今,袁老已参加了15届恳谈会,在杂志上发表了12篇文章。每次见面、每篇文章都有指导和鼓励。现列出一二:

  现在,有些盈利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这是很值得忧虑的,说明我们的一些企业过去取得的一点效益无非是速度效益,速度提高了效益就来了,速度降下来效益就消失了。只有加强管理才能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这样的经验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记取和反思吗!

  作为广受我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读者欢迎的《中外管理》杂志,新形势下,大有作为。它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管理思想、信息、动向传播方面起到了导向作用,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7月9日,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如何落实这五个文件。当时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对扩权的要求更为强烈,所以讨论十分热烈。他们看了这五个文件,很不满意,认为限制太多。为使这个文件能够为各部门、各地区,特别是企业的同志接受,财政部长吴波专门带人来到成都听取意见。

  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袁宝华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袁宝华是国务院前总理参加工作后的最早领导,亲切称他为“启蒙老师”。

  此后,袁老就与《中外管理》结缘。从1993年至今16年,他几乎年年参加“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只有两次因主持全国会议或因病没有到会。有一次,他担任校长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财经学院成立大会,他都谢绝了,而来参加我们的恳谈会。2008年,我们送袁老离开会场,向他致谢时,已94岁高龄的袁老举手表示:“我明年还会来的。”在恳谈会上,袁老一再向企业家表示:“只要是与企业有关的会议,我总想参加。”

  1980年8月9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并对下一阶段的试点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报告。报告指出:1979年和1980年6月底,根据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工交部门(不包括军工企业)的统计,试点企业总计为6600多个。这些试点企业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但试点后产值达到60%左右,利润达到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达到80%以上,北京达到94%。1979年有4200多个试点企业,总的利润留成额为21.3亿元,按财政口径计算企业所得为14.04亿元,占增长利润的40.8%。

  造就企业家队伍,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非常急迫的问题。我国企业家在个人修养上起码应该具备以下内容: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胸怀全局,脚踏实地;3,艰苦创业,无私奉献;4,解放思想,开动脑筋;5,清正廉明,依靠群众;6,疾恶如仇,从善如流;7,谦虚谨慎,戒骄戒躁;8,学而不厌,诲人不倦;9,丢弃幻想,搏击市场;10,锲而不舍,刻意创新。

  至今,回想18年来辛苦曲折的历程,我们全体同仁每每回味袁老期待厚望,都激动不已,奋发之情难以言表。

  十几年来,本刊创办人、总编杨沛霆教授,常常甚至可谓不厌其烦引用袁老这几句话提醒、教育、激励全社同仁后生。这几句话,已经成为每位员工行动指南,并永远作为我们工作的座右铭。

  2001年第4期,袁老发表文章:《要为保护企业家立法》。文中指出:“自从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就提出要为保护企业家立法。”当有人说企业家不是弱者不应立法受保护时,袁老立即表示反对:“当前,企业家的命运还在政府手里。”“政企不分,远没有解决。只要政企不分,企业家也是弱者。”“除了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外,还要有政府的支持。”袁老已清楚看到,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今年94岁的袁老,不只是经济界、政界、企业界老前辈,也是我们这本杂志的亲人、长辈、导师。他一生从事四十多年经济与企业的领导工作,对企业有着一种炽热的感悟。他给我们的印象从不是居高临下,而总像家里的长辈那样亲切、关爱、贴心地指点我们杂志社的工作方向。每当我们办杂志遇到困难、过不去的槛,总是先想到去拜访袁老,袁老也总是给我们指点迷津。

  对企业实行扩权,从深层次讲,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限制。粉碎“”后,根据先念同志的指示,我曾多次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英国法国、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和各地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先后一起参加了考察。这是“文革”结束后,我国较早派出的高规格经济代表团。我们抱着极大的兴趣,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管理体制、重要行业、企业以及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和了解。通过这番考察,我们打开了眼界,开阔了思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有益处。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时期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思路,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会前,小平同志在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上先念同志发表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说得很透彻。所以扩权十条建议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快得到了认可,原则通过。

  早在1991年5月袁老在我们创刊号上,就给我们杂志办刊指明了方向。袁老给我们的题词就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这四句话,不管对企业、对个人成长都是非常贴切有用的。我国著名管理学家潘承烈先生特别向我介绍了袁老这四句话提出的背景、过程、意义。时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赵纯均曾特地打电话问我,这四句话是同志的话,还是袁老的话,足见大家的重视。这也说明同志也非常看重这四句话。

  此外,袁老曾明确地希望本刊,能矢志于“把一家一户企业的经验,变成全国企业的经验”,这已成为本刊永远追求的工作目标。

  从日本回来,正赶上即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立即向国务院汇报考察情况。主持听汇报,先念等国务院领导都参加。先念在汇报后表示:看来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汇报中,我还特别讲到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我们差不多,后来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过程在技术和管理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我们在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必须注意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汇报时我们提出了企业要改革,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展商品经济两大问题。

  7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并要求组织试点工作。主要内容包括:1、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允许企业按照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补充计划生产的产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定价自销。2、实行利润留成,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挂钩,企业用利润留成建立的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有权自行安排使用。3、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及企业的留成比例。4、企业有权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申请出口自己产品,并按国家规定获得外汇分成等等。这五个扩权文件对企业来讲,是长久渴望得到的一场甘露。在当时没有自主权利、没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情况下,这无疑给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效地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国务院文件颁发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很快展开。形势很好。当年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了试点前的水平,也高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总的来看都实现了“三多”(即: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只是初步的,但已显示了它的政策威力,给企业带来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一是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独立的经营效益,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二是企业开始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普遍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三是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生产的资金。四是涌现出一批有才干的经营管理干部。五是企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生活。1979年一般都发了相当于两个半月左右标准工资的奖金,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根据先念同志的指示,我让经委研究室起草扩权条例。当时扩权的阻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财政部门改革滞后。我们想通过扩权使企业有点儿自主权。什么叫自主权?最重要的是“自主钱”,可财政部门改革滞后,对企业施以重重枷锁,企业寸步难行。二是政企不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部门对企业干预太多,特别是行政干预太多。企业扩权就是想减少一点行政干预,可主管部门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热衷于行政干涉。三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自身多年形成的“等、靠、要”思想也非常严重。就像在托儿所待惯了,你让他出托儿所他还不习惯。

  今后,企业的前途命运将在更大程度上掌握在企业自己手中,不可能再指望政府扶持或特别政策倾斜,而是大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企业领导干部要坚持在工作中、生活中做到慎权、慎欲、慎微、慎独。

  在旧体制下,企业已进入死胡同。例如:首钢搞高炉易地改造,财政部坚决反对,不许易地。冶金企业搞设备大修,财政部门规定大修不许变样。为这样的事我们经常与财政部门争吵。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所以必须改革。改革就是要突破这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扩权十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袁老还特别关注企业家的处境和命运。曾有一位著名企业家犯了大错,他曾特别给有关部门写信,也给我们杂志社写文章表示:他犯错当然他自己要承担责任,但我们当领导的,以及社会各方面也有责任。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袁老一再表示:“我一看到企业领导出问题,心情就很沉重。”

  我看,国家的宏观调控对于市场的有序运行是不可缺少的一条。恐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中都少不了政府的干预。

  就在这次会上,来自企业和四川的负责同志与财政部的同志争论得非常激烈。我记得的发言很有力量,因为当时他是四川财政厅厅长,了解财政情况,是他说服了财政部的同志。

  在2001年,《中外管理》创刊10周年之际,他发表重要文章,语重心长地写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先念和彭真同志对企业改革特别关心。小平同志亲自提出和推动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制定《企业法》,并在1975年、1980年两次谈话要求我们“一定要搞好企业管理”。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小平同志给自己加了个“职务”——“后勤部长”,所服务的是经济繁荣的主力军——企业。

  虽然说企业试点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仅仅是起步。国务院发出五个文件后,主要是实行了利润留成的办法。其他方面的规定,总的来说很不落实。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能适应企业扩权的要求。为此,我们对进一步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提出了新的10条意见。要求1981年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这些意见由国务院批转给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这样企业改革开始逐步深入。

  扩权十条在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之后,题目就出给了财政部。放权让利给企业,主要是财政问题。当时,对企业放权让利到什么程度,财政部和我们的意见很不一致。由于扩权是先念同志的指示,财政部不得不照办。先念同志建国后长期担任财政部长,一直抓财贸。他了解财政体制存在的弊端,所以支持我们。我们和财政部反复争论,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结果,就是搞了五个扩权文件:《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率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为了尽快启动扩权工作,在起草五个文件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财政部的意见,所以这五个文件名义叫扩权让利文件,实际是扩权有限,让利也有限。现在回过头仔细看这五个文件,不难看出,财政部控制得很紧。当然他们也确有困难,实在不愿意放权。

  《中外管理》的十年,就像“从小看大的婴儿”一样,是我们看着她成长壮大的,她让人喜欢,也让人放心。我像其他做顾问的老同志那样,关注她,爱护她,因为她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立志“为企业服务”,并不停地为企业扎扎实实地工作。她不追求于炒作,不热衷于包装,要的只是更多地提供新鲜的经营管理知识,报道更多的、有用的经营理念。依我看,这对企业主管或经理人是最有用的。

图说天下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菲律宾建筑
新加坡明星
中国科学
芬兰联赛